杨绛:回忆我的姑母

2019-12-15 作者:杨绛   |   浏览(80)

回忆我的姑母

杨绛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:“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,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。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,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,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,这点是需要纠正的。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生的传记,可一并写入其中。”

 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,我称“三伯伯”。我不大愿意回忆她,因为她很不喜欢我,我也很不喜欢她。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,我都不大知道。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,穿着高跟鞋,戴一副长耳环。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,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。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。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,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。我且尽力追忆,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。

 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。大姑母最大,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。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。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,二姑母(荫枌)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,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,长年住在我家。

 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,祖父母十分疼爱。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。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,也没人理会;姊妹俩也不要好。

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,是无锡小有名气的“才子”,翻译过麦考莱(T.B.Macaulay)的《约翰生传》(LifeofJohon)。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,说文笔很好。据我父亲讲,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,错在二姑母。我听姐姐说,二姑母嫌丈夫肺病,夫妇不和。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,也没有孩子,分离后也从无烦恼。她的相貌确也不美。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。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,合照过许多相片,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,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。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,双眼皮,眼睛炯炯有神,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,牙也整齐。她脸型不错,比中等身材略高些,虽然不是天足,穿上合适的鞋,也不像小脚娘。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,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,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。她不令人感到美,可是也不能算丑。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,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,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:“瞧她,鼻子向着天。”(她鼻子有上仰的倾向,却不是“鼻子向天”。)三姑母气呼呼地说:“就是你生出来的!就是你生出来的!!就是你生出来的!!!”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。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。即使她是个丑女儿,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“大少爷”。当然,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,并不知对方的底细。据我父亲的形容,那位少爷老嘻着嘴,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,嘴角流着哈拉子。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,甲申(一八八四)年生,小名申官。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。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,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,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,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。

 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,想必是为自卫。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,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。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,先是抬轿子来接,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,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。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,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。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,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。那位婆婆不客气,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,把三姑母揪出来。逼到这个地步,三姑母不再示弱,索性拍破了脸,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。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。那位傻爷是独子,有人骂三姑母为“灭门妇”;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?

  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,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,我父亲还在日本。一九○二年我父亲回国,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,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。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;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,步行上学,开风气之先。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。那时候,她不过十八周岁。

 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,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。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。那姑娘有点“着三不着两”,无锡土话称为“开盖”(略似上海人所谓“十三点”,北方人所谓“二百五”)。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,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,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:“有什么好看呀!狠巴巴的,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。”末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。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,只笑着听她讲,也不点破,也不申辩。过了些时候,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,就对三姑母骂自己:“开盖货!原来就是你们!”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,细酒涡儿一隐一显,乐得不得了。

 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,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,大概是务本毕业的。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。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,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梨。三姑母一九○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,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(现“茶水女子大学”的前身)毕业,并获得奖章。我曾见过那枚奖章,是一只别针,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。那是在一九一三年①。她当年就回国了,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,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,然后就到北京工作。

  我听父亲说,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。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,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;三姑母都很内行。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,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,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。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,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,校内正开运动会。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,观看小学生赛跑,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,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。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,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。

 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,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。我五周岁(一九一六年)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,开始能记忆三姑母。她那时是女高师的“学监”,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,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。顿时全饭堂肃然,大家都专心吃饭。我背门而坐,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。三姑母走过,附耳说了我一句,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。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,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,一个白脖子,两橛小短辫儿;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,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。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,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。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。

 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。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,也没工夫理会我。她们带我打秋千,登得老高,我有点害怕,可是不敢说。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,演戏三天,一天试演,一天请男宾,一天请女宾,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,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,插了满头的花,衣上也贴满金花。又一次开运动会,一个大学生跳绳,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。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。运动场很大,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,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,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。那天总算跳得不错。事后老师问我:“你说了什么话呀?谁都没听见。”

  我现在回想,演戏借我做“花神”,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,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。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,学生也喜欢她。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“花神”,只我一个灵活,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。

  一九一八年,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。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。大姐姐告诉我,三伯伯最喜欢我。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。我记得张勋复辟时,我家没逃离北京,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(Bolton)先生家避居几天。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,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,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。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,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,看看天色渐黑,不胜焦急,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:“你今天不回家了,住在这里了。”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,看看三姑母的笑脸,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,愁得不可开交,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。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,她是学校里的人。

 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,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。其中有我的老师。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,使我很惊奇。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,也只顾拭泪。火车叫了两声(汽笛声),慢慢开走。三姑母频频挥手,频频拭泪。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,很多人也在擦眼泪。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,可是我还小,都不记得。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,听到“火车叫”。我永远把“火车叫”和哭泣连在一起,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,听了心上很难受。

  我现在回头看,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、最可骄傲的一天。她是出国求深造,学成归来,可以大有作为。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;据我母亲说,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;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。

 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,自恨未能读得博士,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,我父亲笑说:“别‘博士’了,头发都白了,越读越不合时宜了。”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。

  一九二四年,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,从此打落下水,成了一条“落水狗”。

  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。我们的新屋刚落成,她住在最新的房子里。后园原有三间“旱船”,形似船,大小也相同。新建的“旱船”不在原址,面积也扩大了,是个方厅(苏州人称“花厅”),三面宽廊,靠里一间可充卧房,后面还带个厢房。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。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,家具都现成。三姑母喜欢绿色,可是她全不会布置。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,她买了很长一幅白“十字布”,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。“十字布”上绣花得有“十字”花的图样。我堂兄是绘画老师。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,上面还有一弯月亮,几只归乌。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,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,照着画随手绣。“十字布”很厚,我得对着光照照,然后绣几针,很费事;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,怕我赶不及,扯着那幅长布帮我乱绣,歪歪斜斜,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,许多“十”字只是“一”字,我连日成天在她屋里做活儿,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。三姑母很高兴,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。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。背过来写也不行。我倒并不图报,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。

 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——一个鞘里有两把剑。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,她就舞给我们看。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,摆几个姿势,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,不见人影。我看了很失望。那时候,她还算是喜欢我的,我也还没嫌她,只是并不喜欢她,反正和她不亲。

 

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,但比较接近。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,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,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。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,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。她如果高兴,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,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;不过她性情孤僻,只顾自己,从不理会旁人。三姑母和她不一样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,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,或二三人,或三四人,大伙儿热闹说笑。她不是孤僻的。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,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。我旁听不感兴趣,也不大懂,只觉得很烦。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。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,不懂她的事,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。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,却找不到途径。

 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。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,我做主席致辞,然后送上茶点,同时演个节目助兴。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,可是不敢违拗,勉强从命。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,觉得莫名其妙,只好勉强敷衍我们。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“大教育家”,我们却不爱受教育,对她敬而远之。

 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“清官难断”,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。三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,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,她自己是“解放脚”,脱了鞋不好走路,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。孩子在后园玩,鞋底不免沾些泥土,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,可是两个弟弟不服,去问父亲:“爸爸,到旱船去要脱鞋吗?”我父亲不知底里,只说“不用”。弟弟便嘀咕:“爸爸没叫我们脱鞋,她自己不脱,倒叫我们脱!”他们穿着鞋进去,觉得三姑母不欢迎,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。

  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。我父亲爱猫,家里有好几只猫。猫也各有各的性格。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,因为它见物不见人,最无情;好好儿给它吃东西,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。我们称它为“强盗猫”。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。她最爱猫,一两岁的时候,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,动都不动,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,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。一次她去抚弄“强盗猫”,挨了猫咪一巴掌,鼻子都抓破,气得伤心大哭。从此“强盗猫”成了我们的公敌。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,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,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:“咱们顶标致的!”她出门回来,便抱着“强盗猫”说:“小可怜儿,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?”三姑母就和“强盗猫”同在一个阵营,成了我们的敌人。

  三姑母非常敏感,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。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,其实我住宿在校,并未带头,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。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,三姐病休在家,三姑母不再喜欢我,她喜欢三姐姐了。

  一九二七年冬,三姐订婚,三姑母是媒人。她一片高兴,要打扮“新娘”。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,从来不会打扮。我母亲是好皮肤,不用脂粉,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。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,只用甘油搽手搽脸。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,姐妹俩互相理发,各剪个童化头,出门换上“出客衣服”,便是打扮了。但订婚也算个典礼,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。订婚礼前夕,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,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。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,一手拿个梳子,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,挑出种种几何形(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):正方形、长方形、扁方形、正圆形、椭圆形,还真来个三角形,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儿形,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。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。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,越修越短。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,毫不抗议,我母亲也不来干涉,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。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;梳一梳,一根根直往上翘。还亏二姑母花样多。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,或穿织成手提袋。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,箍在发上。幸亏是三姐,怎么样儿打扮都行。她戴上珠箍,还顶漂亮。

  三姐结婚,婚礼在我家举行,新房也暂设我家。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。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“十全”的“吉利人”,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“畸零人”得回避些。我家没有这种忌讳。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,对那新房看不顺眼,进去就大说倒霉话。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。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,将来出卖值钱。事后我母亲笑笑说:“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。”

 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,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。如有谁当面损她,她好像不知不觉,事后才笑说:“她算是骂我的。”她不会及时反击,事后也不计较。

 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,也最佩服她“个人奋斗”的能力。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。父亲说:“扮官(二姑母的小名)‘莫知莫觉’(指对人漠无感情),申官‘细腻恶心’(指多心眼儿)。”母亲只说二姑母“独幅心思”,却为三姑母辩护,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,只为一辈子不得意,变成了那样儿。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,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。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。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。三姑母要做衬衣——她衬衣全破了,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,为她买了料子,亲自裁好,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。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,还嫌好道坏。她想吃什么菜,只要开一声口,母亲特地为她下厨。菜端上桌,母亲说,这是三伯伯要吃的,我们孩子从不下筷。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,也末后一个吃完;她吃得少而慢。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,母亲忽然聪明说:“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。”说着不禁笑了,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。可是她也并不介意。

 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。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。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。她说,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,她们(指女佣)就成了规矩,从此不给抹了。我家佣人总因为“姑太太难伺候”而辞去,所以我家经常换人,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。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,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:“老小(小孩子)勿要刻薄。”有一次,我嘀咕说,三姑母欺负我母亲。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:“你倒想想,她,怎么能欺负我?”当然这话很对。我母亲是一家之主(父亲全听她的),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。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。

  有一次,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。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,好的要留给别人吃,不好的她也不贪吃,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。我们剥到软而润的,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。大家不约而同地“打偏手”,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。二姑母并没在意,三姑母却精细,她说:“这么大一包呢,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?”我们都呆着脸。等两个姑母回房,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。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,不过责备得很温和。她只略吃几颗,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,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。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,我们都联着帮挤她。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,我们确是刻薄了,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,就多了这两个姑母。而在她们看来,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的家,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,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。

 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,很自得其乐。她独住一个小院,很清静。她或学字学画,或读诗看小说,或做活儿,或在后园拔草种花。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,一棵棵都杆儿矮壮,花儿肥厚,颜色各各不同,有洋红、橘黄、苹果绿等等。她是我父亲所谓“最没有烦恼的人”。

  三姑母正相反。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,也不会自己娱乐。有时她爱看个电影,不愿一人出去,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,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。转眼我十七八岁,都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了,她还给买半票。大弟长得高,七妹小我五岁,却和我看似双生。这又是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,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。我们宁可自己买票,但是不敢说。电影演到半中间,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,三姑母就和他争。我们都窘得很,不愿跟她出去,尤其是我。她又喜欢听说书。我家没人爱“听书”,父亲甚至笑她“低级趣味”。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,并招待亲友听书。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说书的,轮流做东。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。有些联合作东的人家并不欢迎她,她也不觉得,或是不理会。她喜欢赶热闹。

 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,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。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苏州女师任教。一九二九年,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,她欣然应聘,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,每周在学校住几天。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,狗和猫合不到一处,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。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,因为她自己回家了,却把小狗锁在屋里。狗汪汪地叫个不停,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,晚上也不得安静。寒假前大考的时候,有一晚大雪之后,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,给它“把屎”。幸亏我不是个“抱佛脚”的,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“把屎”,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,回去老实说小狗没拉屎。三姑母很不满意,忍住了没说我。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,她到学期终了,请我转告三姑母:宿舍里不便养狗。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,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: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,反正三姑母很恼火,把怨都结在我身上,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。春季开学不久,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。

  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。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(一个风景区)春游,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,因为水深湍急,非常危险。有个学生偷偷跳下水去,给卷入急湍。老师得知,立即跳下水去营救。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:教师揪住溺者,被溺者拖下水去;老师猛力挣脱溺者,再去捞他,水里出没几回,没有捞到,最后力竭不支,只好挣扎上岸。那孩子就淹死了,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,他流涕自责没尽责任,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,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,没有舍生忘死。当时舆论认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,即使赔掉性命,也没法救起溺者。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,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长交代。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,校方器重三姑母,也请她参加了。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,会后又自觉失言。舍生忘死,只能要求自己,不能责求旁人;校方把她当自己人,才请她参与会议,商量办法,没要她去苛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。

  她懊悔无及,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,大概是表示歉意。她在请客前一天告诉我母亲“明天要备一桌酒”,在我家请客;她已约下了客人。一桌酒是好办的,可是招待外宾,我家不够标准。我们的大厅高大,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,后园也不够整洁。幸亏我母亲人缘好,她找到本巷“地头蛇”,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,只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。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,对我父母大夸我;回校又对我大夸我家。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由紧张又缓和下来。

  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,客散后我才回家,走过大厅后轩,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,嘴里喃喃自骂:“死开盖!”“开盖货!”骂得咬牙切齿。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。母亲叹气说:“嗐!我叫她请最贵的,她不听。”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,简慢了客人。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,也是小事。说错话、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,值不当那么懊恼。我现在回头看,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。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,有原谅,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,人人都嫌弃她,而她又老是那么“开盖”。

  学校里接着又出一件事。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自称“怪物”,有意干些怪事招人注意。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,镶边马褂,戴着个红结子的瓜皮帽,跑到街上去挑粪;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,他拉着车在闹市跑。然后又招出一个“二怪物”;“大怪物”和大学的门房交了朋友,一同拉胡琴唱戏。他违犯校规,经常夜里溜出校门,半夜门房偷偷放他进校。学校就把“大怪物”连同门房一起开除。三姑母很可能吃了“怪物”灌她的“米汤”而对这“怪物”有好感,她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,四年级开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。她和学校意见不合,就此辞职了。

  那时我大弟得了肺结核症。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,也许是事出偶然,她“典”了一个大花园里的两座房屋,一座她已经出租,另一座楠木楼留着自己住。我母亲为大弟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,却还为三姑母置备了一切日常用具,而且细心周到,还为她备了煤油炉和一箱煤油。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,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儿都换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。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,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衣裳。三姑母典的房子在娄门城墙边;地方很偏僻。听说原来的园主为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,未及竣工,他已病危,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览一遍便归天去了。花园确还像个花园,有亭台楼阁,有假山,有荷池,还有个湖心亭,有一座九曲桥。园内苍松翠柏各有姿致,相形之下,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。我们回家后,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。三姑母是个孤独的人,脾气又坏——她和管园产的经纪人已经吵过两架,所以我们得给她装装场面,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,而且也不是贫寒的。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,甚至受害。

  三姑母搬出后,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“怪物”促成的。他介绍自己的一个亲戚叫“黄少奶”为三姑母管理家务。三姑母早已买下一辆包车,又雇了一个车夫,一个女佣,再加有人管家,就可以自立门户了。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,还问我大伯母要了一个孙女儿。她很爱那个孩子,孩子也天真可爱,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,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。不巧我婶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,便向大伯母诉说三姑母家的情况,还说孩子瘦了。大怕母舍不得,忙把孩子讨回去。

  三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长,后来“黄少奶”也辞了她。我母亲为她置备的煤油炉成了她的要紧用具。她没有女佣,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吃饭。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。她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,忽然带着车夫来吃晚饭。天热,当时连没有冷藏设备,厨房里怕剩饭剩菜馊掉,尽量吃个精光。她来了,母亲得设法安排两个人的饭食。时常特地为她留着晚饭,她又不来,东西都馊掉。她从不肯事先来个电话,仿佛故意捣乱。所以她来了,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,黑地里装作不知道。大姐姐最识体,总是她敷衍三姑母,陪她说话。

  她不会照顾自己,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。母亲带了大姐姐同去伺候,还得包半天的车,因为她那里偏僻,车夫不肯等待,附近也叫不到车。一次母亲劝她搬回来住,她病中也同意,可是等我母亲作好种种准备去接她,她又变卦了。她是好动的,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。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六扇,日常只开中间两扇。她那辆包车特大,门里走不进——只差两分,可是门不能扩大,车也不能削小。她要是回我们家住,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。

  她有个相识的人善“灌米汤”,常请她吃饭,她很高兴,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清的。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,造了新房子,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。三姑母要他还钱的时候,他就推委不还,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,那人灭了电灯,放狗出来咬她。三姑母吃了亏,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,大概是自愧喝了“米汤”上当,后来忍不住才讲出来的。

  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,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“二乐”,我不大清楚。我假期回家,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;瞧我改得快,就说,“到底年轻人做事快”,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。她嫌理发店脏,又抓我给她理发。父亲常悄悄对我说:“你的好买卖来了。”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,就越发不喜欢我,我也越发不喜欢她。

 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,三姑母来吃喜酒,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。贺客诧怪,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。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“怪僻”。一九二九年她初到东吴教课,做了那一套细夏布的衣裙,穿了还是很“帅”的。可是多少年过去了,她大概没有添做过新衣。我母亲为我大弟的病、大弟的死。接下父亲又病,没心思观她。她从来不会打扮自己,也瞧不起女人打扮。

  我记得那时候她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,找匠人盖了几间屋。不久她退掉典来的花园房子,搬入新居。我在国外,她的情况都是大姐姐后来告诉我的。日寇髦占苏州,我父母带了两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。香山沦陷前夕,我母亲病危,两个姑母往别处逃避,就和我父母分手了。我母亲去世后,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,两个姑母过些时也回到苏州,各回自己的家(二姑母已抱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做孙子,自己买了房子)。三姑母住在盘门,四邻是小户人家,都深受敌军的蹂躏。据那里的传闻,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,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。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。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“花姑娘”,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。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,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,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,走到一座桥顶上,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,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。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,就连发几枪,见河水泛红,才扬长而去。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。棺木太薄,不管用,家属领尸的时候,已不能更换棺材,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,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。

  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绣谷公墓。二姑母也在那公墓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买一块墓地。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。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,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,来不及刨光,也不能上漆。那具棺材,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。

  我母亲曾说:“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。”我父亲只说:“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,她是个贤妻良母。”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。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,尽可以再嫁人。可是据我所见,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,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。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,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。她跳出家庭,就一心投身社会,指望有所作为。她留美回国,做了女师大的校长,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。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,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;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,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。如今她已作古人;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,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。

  作者简介杨绛,女,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,本名杨季康,江苏无锡人,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锺书夫人。2016年5月25日逝世,终年105岁。

  杨绛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,由她翻译的《唐·吉诃德》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,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;她早年创作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,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,2014年还在公演;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,风靡海内外,再版达一百多万册,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102岁出版250万字的《杨绛文集》八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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